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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恒信律师 | 王晴律师:非法采矿罪的实质认定与辩护边界
发布时间:2026-11-20

矿产资源是国家战略安全的物质基础,非法采矿行为不仅侵蚀资源家底,更直接触发刑事风险。然而,司法实践中“无证即构罪”的粗放逻辑正在被逐步纠偏。对于此种行为,北京市中恒信律师事务所王晴律师根据法律条文规定以及裁判规则,整理了非法采矿罪的实质认定与辩护边界,供大家参考。

 

 

入罪门槛在数额之外

《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将非法采矿罪的成立锚定于“情节严重”,而非单纯的无证状态。根据现行司法解释,“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通常为矿产品价值或资源破坏价值十万元至三十万元以上,在国家规划矿区或禁采区内则降至五万元至十五万元以上。但数额并非唯一路径:二年内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再犯的,同样满足入罪条件。这意味着,行政违法记录本身即可成为刑事追诉的触发点,企业在应对行政处罚时的申诉与记录清理,具有前置性的辩护价值。

 

 

价值认定是辩护的主战场

矿产品价值的计算,直接决定量刑档次。实务中已形成“销赃数额优先、市场指导价兜底、价格认定辅助”的递进式审查规则,而非简单采纳鉴定结论。法释〔2016〕25号亦将“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具体化为无证、证被吊销撤销、超越矿区范围或矿种等情形,但并未将“许可证到期”径直等同于无证。若行为人在许可证到期前已依法提出延续申请,行政机关逾期未作决定,依《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第二款应视为准予延续,刑事责任的基础便可能发生动摇。王晴律师提示,辩护中应重点审查许可过程的完整性、价值鉴定是否扣除共生矿种,以及行政处罚记录与本次行为是否具有同一性,将形式上的“无证”还原为实质上的可罚性判断。

 

 

非法采矿罪的辩护,本质上是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那条模糊界线的争夺。王晴律师认为,当前裁判趋势正在从“证件审查”走向“许可过程审查”,从“数额唯一”走向“价值证据的实质质证”。对当事人而言,最危险的往往不是开采行为本身,而是对许可证状态、行政处罚后果以及价值鉴定方法的一无所知。在刑事风险尚未显性化时完成合规审计与证据固定,远比在量刑阶段争取从宽更具决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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